从上世纪20年代末我家移居天津后，就知道水阁医院有位著名的丁懋英大夫。

1931年我在东马路甲商学校（后来的育才商职）读书，家住海河东岸大口河沿，每天往返四次经过丁大夫的水阁医院。

1946年我在《新生晚报》工作，才和丁懋英大夫相识。

常小川社长和丁大夫交情深厚。常夫人聂玉清是女青年会的董事长，丁大夫是董事，曾多次协助女青年会募捐。

1946年初秋的一天，常小川告诉我，说明天丁大夫要去西头监狱视察，来电话要晚报派个记者随她同去。我遂自告奋勇陪丁大夫前去。那时我家在粮店后街，过金汤桥就是水阁医院。在医院里，丁大夫向我介绍情况，她当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挂职。监狱希望通过她能够获得一些救济物资。

我和丁大夫乘汽车到了小西关监狱。受到负责人的隆重接待。那正是秋高气爽季节，各个监房都把监门打开，各监房的服刑人员都一本正经地在从事各种生产劳动。看他们的面色，也还是比较健康，没有面黄肌瘦的样子。大概是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。因为通过丁大夫的视察，就可以决定是否可以得到一批救济物资。丁大夫热心慈善事业，而且办事公正在天津是出了名的。监狱主管并不派人陪同我们，除介绍情况外，一任丁大夫和我两人自由参观。

这次视察，大约一个多小时。因为这是一般的社会新闻，俟后晚报也未跟踪报道通过丁大夫的视察，究竟给了监狱多少物资。

常小川为解决晚报投送问题，于1947年初，招聘了一批家境贫寒学生，利用下午课余时间送报，由丁懋英大夫联系自行车厂赊购一批自行车，之后分期付款，为晚报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丁大夫医术精湛，认真负责，处理难产胎儿远近闻名，使得求医者每多盈门。但她也有个脾气。那时没有B超设备，她能在怀孕一定时间即能判断胎儿性别，但她对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十分反感。平时遇到产妇家属询问胎儿性别，她大都不回答。她的理由是，有些产妇听说是女胎，往往故意多干重活，造成堕胎，不告诉是男是女，她们就能注意保护胎儿。我的一个姓徐的朋友，就碰过丁大夫一次软钉子，他连问了两次，丁大夫一面低头工作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男孩子有什么好，那些为非作歹、判刑入狱的全是男的！”

1947年，我的女儿出世，是丁大夫接生的。

在新中国成立前，北京有林巧稚，天津有丁懋英，都是著名的产科大夫，两人在医疗事业上都卓有成就，也都没有成家。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成为人大常委，名声更高了，而丁懋英移居国外，多年来，她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。